光復大中華民國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阳明山庄讲——
〔要旨〕
    一、自由的真义。
    二、中国人从前自由太多，便不理会自由；今天铁幕里丧失了一切自由，便知道自由可贵。所以总理革命，以民权代自由，现在对匪俄革命，却要用自由来代替民权。
    三、总理领导革命，从不要求人民牺牲其自由，但下面几种人必须牺牲其个人的自由：
        （一）革命党员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和人民的自由。
        （二）革命军人要为主义与救国救民而牺牲，没有自由意志，不能自由行动。
        （三）政府官吏为国民公仆，不能自由。
        （四）学校学生，在美法等民权先进国家都不能有自由。
    四、革命的目在求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自由，今日反共抗俄战争，即是为国家和人民争回自由。
〔本文〕
    自由这个名词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名词。但是自由的观念也是世界上最容易模糊的观念。所以国际共产党随时随地都利用着这个自由的名词来毁灭真正的自由。因此，自由的意义更陷于纷歧暧昧的境域。我们中国同胞在过去对于欧美传来的自由观念，本来不甚了解，最近数年来饱受共党匪徒欺诈蒙混的宣传，更不知道自由的正确意义。人人都知道要自由，但人人都不了解什幺是自由。我们今日革命要保卫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自由生存而战，更不能不深切了解自由在我们革命主义上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第288页〕我今天依据总理的遗教来解答这一个重大的问题。
    总理在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里面说：「革命的始意，本是为了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总理临终的遗嘱更明白指示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所以我们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先后相继以明文保障人民身体、居住、迁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宗教的自由，就是为了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
    总理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说：「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美国革命的口号是独立，我们革命的口号，就是三民主义，这是用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工夫，才定出来的，不是人云亦云。」总理为什幺提出三民主义的口号，而不提自由的口号？为什幺倡导民权而不倡导自由呢？这一问题要详细研读总理遗教，才能体會总理的意思和中国国民革命的本质，提出确切的解答。
    总理研究欧美的历史，看出了欧美人民争自由的结果，所得到的是民权，又看出了有了民权，自由才有保障。民权主义第二讲里面又说：「欧美发生民权，已经有了一百多年，推到民权的来历，是由于争自由之后才有的。最初欧美人牺牲生命，本来是争自由，争自由的结果，才得到民权。」民权主义第三讲里面说：「欧洲在一两百年以来，本是争平等自由，但是争得的结果，实在是民权。因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又说：「真平等自由是在甚幺地方立足呢？要附属到甚幺东西呢？是在民权上立足的，要附属于民权。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以长存。如果没有民权，甚幺平等自由都保不住。所以中国国民党倡导革命，目的虽然是要争平等自由，〔第289页〕但是所定的主义和口号还是要用民权。因为争得了民权，人民才有平等自由的事实，便可享平等自由的幸福。所以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在民权之内。」我们从总理这几段话里面，可以体会到总理定民权为革命的主义和口号，决不是反对自由，而乃是要争取真正的自由。很明显的，总理认为如果没有民权，那自由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得不到立足的基点，和具体的保障。所以中国革命的目的虽是争自由，而革命的主义和口号还是要用民权。
    总理倡导国民革命的时候，又看出了中国人和欧美人对于自由的观念是不同的。民权主义第二讲里面说：「欧洲由罗马亡后直到两三百年以前，君主专制是很进步的。所以人民所受的痛苦也是很厉害，而且是很难忍受的。当时人民受了那种痛苦，不自由的地方极多，最大的是思想不自由，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此外还有人民的营业工作和信仰种种都不自由。欧洲人民当时受那种种不自由的痛苦，真是水深火热，所以一听到有人提倡争自由，大家便极欢迎，便去附和，这就是欧洲革命思潮的起源，欧洲革命是要争自由，人民为争自由，流了无数的碧血，牺牲了无数的身家性命，所以一争得之后，大家便奉为神圣，就是到今日也还是很崇拜。」又说：「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王侯都是世袭，人民的职业不能自由，因为职业不自由，所以失去了平等。不但是政治阶级不平等，就是人民彼此的阶级也不平等。于是感觉非常痛苦，不能忍受。所以不得不拚命去争自由，解除职业上不自由的束缚，以求上进；拚命去争平等，打破阶级专制的不平等。」这就是欧洲民权革命要用自由的口号的由来。
我们中国历史的传统和总理倡导革命当时实际的情形是和欧洲民权革命以前的情形不同：「中国自秦〔第290页〕代专制，直接对于人民『诽谤者灭族，偶语者弃市』遂至不旋踵而亡。以后历代政治，大都对人民取宽大态度。」因之从前欧洲人民没有自由，所以拚命争自由，可是「中国人从前自由太多了」，反而不理会什幺是自由，就以为自由不是他的需要，所以总理革命不用自由来做口号。
    总理更看明了自由的口号，对于欧美革命的效用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效用不仅是不同，而其结果适得其反。欧美人用自由做口号来革命，得到了成功；但是中国国民革命，受了一般革命党员误解自由的影响，就要屡次招致失败。因为欧美民权革命的对象，是要推翻君主专制和封建制度；中国国民革命的对象，是要抵抗帝国主义，来求得国家之自由平等。所以欧美革命要争自由，中国革命要重团结。
总理在民权主义第二讲里面说：「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到间接的痛苦，因为国家衰弱，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没有力量抵抗，弄到民穷财尽，人民便受贫穷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间接的痛苦，不是直接的痛苦。」又说：「到底中国为什幺要革命呢？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就成了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像士敏土渗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的石头一样。可见一种道理，在外国是适当的，在中国未必是适当。外国革命的方法是争自由，中国革命便不能说争自由，如果是争自由，便成一片散沙，不能成一个大团体，我们革命目的便永远不成功。」由此可知总理对于自由这个名词，为什幺不愿轻易使用，和他使用这个名词为什幺要这样的慎重了。
总理在民权主义第二讲里又说：〔第291页〕「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幺关系呢？照我讲起来，我们的民族，可以说和他们的自由一样，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能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总理这一段话，就是说我们国民革命是为整个国家争自由，不是为个人自己争自由。如果我们革命党人为个人自己争自由，革命就只有失败。
总理在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中说：「试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革命党在各地奋斗成功的机会该有多少？而每次成功之后，又再失败，原因是在什幺地方呢？我们的革命失败是被什幺东西打破的呢？大家知道不知道呢？是不是敌人的大武力打破的呢？又是不是中国的旧思想打破的呢？这都不是的。究竟是什幺东西打破的呢？大家做学生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依我看起来，就是欧美的新思想打破的。中国的革命思想，本来是由欧美的新思想发生的，为什幺欧美的新思想发生了中国的革命，又能打破中国的革命呢？这个理由非常幽微奥妙，不是详细研究，很艰明白。
美的革命思想是什幺呢？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欧美近一百年来最大的两个革命思想。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口号，叫做博爱。由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便发生法国革命。中国近来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起了革命。革命思想成了事实之后，又被这种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败。我们革命失败，并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这两个思想打破的。……革命思想既是由于平等自由才发生，何以〔第292页〕又再被平等自由来打破呢？这个道理从前毫不明白。
由于近十几年来所发生的事实，便可以证明。……我们发生了革命，为什幺又被平等自由的思想打破呢？因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会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份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团体。就政治团体的范围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政党；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说，或者是本国与外国相竞争，或者是本党与他党相竞争，都应该有平等自由。但不能说在本国之内，或是在本党之内，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我们中国人讲平等自由恰恰是相反，无论什幺人在那一种团体之中，不管团体有没有平等自由，总是自己先要有平等自由……革命的始意，是为人民在政治上争平等自由，殊不知所争的是为团体，或是对外界的平等自由；不是个人自己的平等自由。中国现在革命都是争个人的平等自由，不是争团体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总是失败。……因为大家都是为个人争自由平等，不为团体去争自由平等，只有个人的行动没有团体的行动，所以团体便为自由平等思想所打破，不久就无形消灭。」
总理看透了过去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在革命党人只为个人争自由，不为团体争自由，只有个人的行动，没有团体的行动，所以革命每次成功之后，不久又遭失败。总理这个教训，在此次革命大失败之中更加得到了证明。所以我们要了解本党此次革命之惨败，实在是由于本党党员只知争个人的自由，只知有个人的行动，于是在奸共匪徒与暴俄内外夹击之中，就这样自行崩溃，无形消灭了。所以总理当日不惜谆谆指示我们党员，国民革命是为国家争自由不是为党员个人争自由，实在是语重心长，大家充耳不闻，以致遭到此次的失败，今天回想往事，还不应该痛定思痛吗？
〔第293页〕
　从此我们在遗教里面，可以体会总理倡导国民革命为什幺不用自由做口号，而用民权做口号的意思了。现在要研究今日我们对暴俄帝国主义和奸共匪党专制暴政之下革命，究竟应该用什幺方式和什幺口号最为适当呢？这就要看目前我们人民的需要和我们革命的对象如何了。总理在民权主义第二讲里面说：「好比我们日常的生活最重要是衣食，但是还有一件事比较衣食更为重要。普通人都以为不吃饭便要死，以为吃饭是最重大的事，但是那一件事比较吃饭还要重大过一万倍。这件事是什幺呢？就是吃空气。吃空气就是呼吸。……空气到处皆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天吃到晚，都不用工夫。不比吃饭要用人工去换得来。所以我们觉得找饭吃是很难的，找空气吃是很容易的。因为太过容易，大家便不注意。……把这个讲堂四围的窗户都关闭起来，我们所吃的空气便渐渐减少，不过几分钟之久，现在这几百人便都不能忍受。又把一个人在小房间内关闭一天，初放出来的时候，便觉得很舒服，也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份，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幺重要，到了紧闭门户，没有空气进来，我们才觉得空气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人从前自由太多了，便不理会什幺是自由，今天在铁幕里面丧失了一切自由，就和关闭在房间里一样，便知道自由可贵，便必要争自由了。实在说起来，今日我们大陆上的同胞，被暴俄侵略主义和奸共专制暴政双重压迫之下，所受到不自由的痛苦，比之从前欧洲君主专制和封建制度不自由的压迫还要利害。所以我们今日中国人需要自由，比他们还要迫切。因之今日中国人要争取自由，亦必比他们还要渴望和欢迎了。所以从前总理倡导革命，以民权代自由，而现在我们对暴俄与奸共革命，却要倡导自由来代替民权的口号了。这样我们号〔第294页〕召四亿五千万同胞，对暴俄与奸共匪党专制暴政来革命，来争取自由，我相信全国同胞更能同心一德，团结一致，来参加第三期的国民革命，而且确信今后革命成功，是格外的迅速，毫无疑义的。
    但是我们革命党争取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本党自领导革命以来，完全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争自由，不是为我们党员个人自己争自由。我们要为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我们牺牲个人的自由，就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自由付出代价。我们对于自由这一名词的意义，不能有一点含混，对于自由这一名词的使用，也不能有一点轻忽。如果我们误解自由的意义，滥用自由的名词，反而损害了自由的真谛。甚至于整个国民革命和反共抗俄战争的基础，也就会要根本破坏了。我们应该再深进一层研讨总理遗教，领悟革命的教训。
我们要知道共产国际是苏俄侵略世界的工具，这一工具的特征，是严密的组织，彻底的动员，敏捷的情报，一致的行动，和渗透的战术。他有这样严密的组织，所以对群众的生活，能够全面控制；他能彻底的动员，所以对他的敌人能够进行总体战争；他有敏捷的情报，所以对他敌人的政治社会情况及其政府的政策行动，都能够深切了解；他有一致的行动，所以对他的敌人能够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战上争取胜利；他长于渗透战术，所以对他敌人能够分化其力量，操纵其舆论，迷惑其民心，瓦解其士气。我们今日要抵御暴俄的侵略主义，要战胜他的第五纵队奸共匪党，更要有坚强的团体，否则没有希望打破奸共这样严密残忍的组织，和暴俄这样毒辣的国际阴谋，那岂不是大家就要束手待毙自取灭亡幺？
总理在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对党员演词中说：「我们要求中国进步，造成一个极合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非用群力不可，要用群力便要合群策群力，大家去奋斗〔第295页〕；不可依赖一人一部份，用孤力做去；否则所收效果是很小很慢的。」又说：「动物中天性最合群的是蚂蚁，他们合居的有时可到几千万。蜜蜂合居也是极多，并且很有条理。譬如我们在郊外步行，遇到风雨的时候，常见无数蚂蚁，用泥做成一条极长的隧道，以遮风雨而便出入。如那样的工作，只是一个蚂蚁来做，那幺用他单独的力量，搬运极微的尘泥，要做成一条长隧道，不知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成功？但是用无数蚂蚁，都去搬运尘泥，通力合作，积少成多，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做成很长的隧道。又如许多蜜蜂同住一处，他们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彼此对于职务不互相侵犯，亦不互相规避，总是各尽各的职务，始终如一的去做。好象守门的蜜蜂，尾上藏有蜂螫，知道他的职务是保护全群安全的，如果遇到强暴来侵犯他同群的安全，他便用尾去刺激，拚命抵抗，就是牺牲他生命，也所不辞。这种奋斗的精神，真是视死如归，这种视死如归的特长，不是教成的，乃是他自然而然生成的。可以说是天性。……人亦赋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质，但须加以训练，然后合群的性质才有进步。」我们今日要巩固台湾基地，准备反攻大陆，恢复我们整个中华民国和全体人民的自由，就要团结海内外仁人志士，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不分派别，不论职业，大家共同一致，造成坚强的一个大团体，不惜牺牲个人的自由，各尽职守，互助合作，奋斗到底。「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能自由，中国民族才能自由」，这是我们总理的遗教。
    这坚强的大团体是怎样造成呢？我们总理组党建国的程序，都是遵循民主的轨辙，以集中个人的意志和能力为团体的意志和能力。在建国方略上，总理制定民权初步，为各级自治团体和民意机关开〔第296页〕会的规范。在党的总章上，总理确立民主集权制度，以为党的组织原则。在一个议案或问题未经决议以前，每一分子都有发言权。都可自由讨论。在表决的时候，每一分子都有表决权，都可举手或投票表决。到了决议成立以后，那少数就只有服从多数了。所以个人在团体里面都有他充分的自由，不过他既已加入团体，接受团体的规章，就要遵守团体的约束。他既已出席团体的会议，参加议案的讨论和表决，就要实行会议的决议。这样才可以做到民权初步序文中所说「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否则我中华民族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仍等于一盘散沙，只有听任侵略强权的暴俄利用其第五纵队的奸共来征服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了。
    什幺人应该牺牲个人的自由，来造成这一个大团体呢？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总理的遗教中来寻绎。我们总理领导革命，从来没有要求人民牺牲什幺自由，但是要求下面所说几种人必须牺牲其个人的自由，为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自由来奋斗。
    第一是革命党员。总理在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说道：「从前本党革命不能巩固的地方，不是有什幺敌人用大力量来打破我们，完全是我们自己破坏自己，是由于我们同志的思想见识过于幼稚，常生出无谓的误解，所以全党的团结力便非常涣散，革命常因此失败。我们以后便要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自己的聪明才力不可归个人所用，要归党内所用。政党最要紧的事，是党员有一种精神结合，各位党员如要精神上能够结合，第一是要牺牲自由，第二是要贡献能力。如果个人能够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方能得自由，如果个人能贡献能力，然后全党才有能力，等到全党有〔第297页〕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后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改造国家。」总理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又再三叮咛说：「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祇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从前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各位同志讲错了平等自由；从今而后，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从前的错误，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够达到目的。现在要造成这种团体，便要有好党员。……把自己所有的平等自由都贡献到党内，让党有全权处理，然后全党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全党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便可以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党员在党内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象公司之内，股东不能任意收回本钱一样。大家要来参加革命，头一步的方法，就是要学商人，拿出大本钱来。我今天到此地讲话，是要离开广东北上，临别赠言，没有别的话，就是要大家拿出本钱来，牺牲自己的平等自由，更把自己的聪明才力，都贡献到党内来革命，来为全党奋斗。大家能够不负我的希望，革命便可以指日成功。」我们今日读了总理这段遗教，就可以知道我们此次革命大失败的原由究竟是在什幺地方了。
因为我们党员这几年来，个个人要争自由，违反党纪，败坏党德，弄到国民革命一败涂地，要使我们大陆上全部同胞，关闭在共匪铁幕之下，完全失去了自由，过其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而我们党员，尤其是一部分干部，仍不觉悟其在大陆上为他个人争自由的结果，已经把整个国家和人民所有的自由，都被暴俄奸共剥夺去了，连到他们本身在大陆上亦无自由立足余地，乃要逃避到台湾孤岛上来。在这里全台军民，上下一致，正在反共抗俄〔第298页〕，誓死报国，复仇雪耻的时候，而他们这几位先生，还是像过去在大陆上一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他自己革命团体拚命来争个人的自由，似乎是他非毁法乱纪，不足表示其才力，非抗命反党，不能提高其身价，党德扫地，纪纲荡然，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请各位看，整个大陆已经被他们个人所争得的自由送给了共匪还不够，必将此硕果仅存的台湾基地所留的国家一线命脉，亦要一并断送给敌人，方得甘心。这岂不是太忍心了幺？我以为真是要想我们本党复兴，革命成功的忠实党员，就要彻底觉悟。必须打破个人自私自利的观念，决不能再对你自己的革命团体内来争自由。
你真是要争个人自由，那你就应该离开台湾赶紧到大陆上匪区里对共匪去争自由才对，万不能再混在我们革命阵线内闹鬼作祟，来破坏反共抗俄的根据地，专为我们敌人——暴俄奸共来张目，来捣乱。
实在说：我们反共抗俄的胜利，和第三期国民革命的成功，是绝无疑问的。现在只是本党这些至死不悟，败纪毁纲的党员，混在党内，要叫我们自己消灭自己，无形崩溃，这是我们革命真正的致命伤，比任何敌人都要凶恶，都要危险！我们革命失败到了这步田地，大家应该要彻底觉悟了！如果今日革命真要从暴俄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恢复我们国家的自由，要从奸共匪党专制暴政之下拯救我们人民的自由，必须如总理所说的「组成强固的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党员，无论其是什幺职业，他惟一的条件就是要为国家人民争自由，不能为个人争自由，尤其是在充任人民代表的革命党员，更应该以国家人民的自由为前提，以革命党的主义政策为根据，不能以个人的自由而忘掉对人民的义务和对革命的责任。如果你祗是要为个人争自由，夺权利，对于国家存亡，人民死活，以及革命成败皆置之九霄云外，那就不应该加入到革命团体内来。否则你只〔第299页〕可脱退党籍，这是你可自由的。
正如总理对革命军人所说的：「军人如欲得自由，非先退役为人民不可。」一样道理。这样，你就可以讲个人自由主义，除了你犯法叛国之外，就无人可来干涉你了。我们中国国民人人享有各种自由，这是明文规定在宪法之中的，凡是宪法所赋与人民的自由，政府不但应予尊重，而且负有保障的责任。可是你要知道，个人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亦有一定界限的，决不能像你过去那样以自私自利为自由，更不能以损人利己，违法乱纪，破坏反共抗俄国策，因而害国害民，为个人的自由；这就是个人主义者，亦不能有这样的解释。
民权主义第二讲说：「从前欧洲在民权初萌芽的时代，便主张争自由，到了目的已达，各人都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所以英国有一学者叫做弥勒氏的，便说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如果侵犯他人的范围，便不是自由，……由此可知彼中学者，已渐知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也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他了。」何况今天我们国家存亡，人民生死正在严重关头，反共抗俄的工作正在最艰难、最险恶的革命过程之中，何况你现在还是一个革命党员，还能不牺牲个人自由以自救救国幺？因为我们革命，必须经过这样险恶的阶段，所以今后党员必须遵奉总理遗教：「党员要为革命团体争自由，要为国家人民争自由，而不能为个人争自由。」「党员要有一种精神结合」「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这样，才得称为革命党员，才不愧为总理的革命信徒。
    第二是革命军人。　我们革命军人，从总理谆谆的教训中间，特到要深切领会，笃实力行的，第〔第300页〕一就是革命军人要信仰革命主义，为革命主义去牺牲。民国十二年十二月总理对广州各将领叙述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死难的故事之后，说道：「从前只有手枪炸弹，还要去革命，现在有了洋枪大炮，为什幺还要畏缩不前呢？这个原因全在于同志知不知道革命主义的问题。如果军人知道主义，信仰主义，便可以为主义牺牲。……自己先明白革命主义，能够替主义去牺牲，然后才扩充到部下兵士。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我们的部下士兵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可成为革命军，便可替革命主义去牺牲。以一当百，以百当万，同心协力去平定中国。」这段话就是说革命军与军阀的军队的分别，在于革命军的官兵，知道革命主义，信仰革命主义，为革命主义去牺牲，所以能百折不回，再接再厉，以少胜多，以寡敌众。第二就是革命军人要以抵御外侮救国救民为职志，军人精神教育说：「现时国势至此，民穷财尽，已达极点，凡为中国人而又为此时之中国军人，当知军人之职志在防御外患，保卫国家。……在今日而言救国救民，必要革命，革命须有精神，此精神即为军人之精神。」总理这段话，就是教导革命军人为救国救民而牺牲，军人有革命精神，则国家必能复兴，革命必能成功。
第三就是革命军人要服从命令。总理在民国十三年本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说：「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还要服从，照原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就打胜仗。如果一部分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以致牵动全军，不能一致前进，弄到结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便要被敌人各个击破全军就要覆没了。」这是说：部队在作战的时候，要绝对服从命令，就是作战命令有错误也要服从。如有一部份部队不服从命令，自由行动，最后只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第301页〕，弄到全军覆没。第四就是革命军人要牺牲个人的自由。　总理又在民国元年四月对湖北军政界演说指出了民主与自由是为全体人民来说的，不是为军人个人来说的。并在最后一段中说道：「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役为人民不可，当未退役为人民，而在职为军人或官吏时，则非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纪律万万不可。在尽力革命诸君，必须发问曰：『吾辈以血泪购得之自由，军人何以不能享受之。』须知军人之数少，人民之数多。吾辈服务之时短，为普通人民之时长。朝为军长，夕可归田，完全自由，吾辈自可随时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啻军人之自由。」这就是说：革命军人要为人民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第三是政府官吏。总理在民国元年演讲共和与自由之真谛时说：「此次的革命乃国民革命，乃为国民多数造幸福，凡事以人民为重，军人与官吏不过为国家之一种机关，为全国人民办事。自光复以来，共和与自由之声甚嚣尘上，实则其中误解甚多。盖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由斯而谈，闻者或以为平日所信之共和与自由主义大相冲突，其实不然；仆前言之矣，共和与自由全为人民而讲，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又安能自由？人民终岁勤劳，以谋其生，而官吏则为人民所养，不必谋生，是人民实共出其所有之一部，供养少数人代彼办事，于是在办事期内，此少数人者当停止其自由，为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是人民之供奉，实不啻为购取少数人自由之代价，倘此少数人而欲自由，非退为人民不可。」总理这段话，〔第302页〕凡是我们政府官吏，都应当奉为箴规。
    第四是学校的学生。总理在民权主义第二讲中说：「欧美人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因为难得自由，所以拚命去争自由，既争到了之后，像法国美国是我们所称为实行民权先进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之内，人人是不是都有自由呢？但是有许多人像学生军人官吏和不及二十岁未成年的人，都是没有自由的。中国学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没有别的地方去用，便拿到学校内去用，于是生出学潮，美其名曰争自由，欧美人讲自由，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说人人都有自由，中国学生讲自由，把什幺界限都打破了，拿这种学说到外面社会去用，因为没有人欢迎，所以只有搬回到学校内来用，故常常闹出学潮，这是自由之用之不得其所。」总理又说：「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工夫，学问成了，智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能有自由。如果学生军人要讲自由，便成为放荡不羁，在学校内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在学校内不讲校规，在军队不讲军纪，那还能够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
民国十三年对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词里面也说过：「我们中国人……无论在那一种团体之中，不管团体有没有平等自由，总是自己个人先要有平等自由，这种念头最初是由学生冲动，又不知道拿到什幺地方去用，于是先拿到自己家内去用，发生家庭革命，反对父兄，脱离家庭，再拿到学校内去用，闹起学潮来，大家闹学潮，或者自以为很有理由，所持的理由，总不外乎先生管理不好，侵犯学生的平等自由，学生要自己的平等自由不被先生侵犯，要争回来归自己保留，所以才开会演说，通电罢课，驱逐先生。拿这个理由来闹学潮，口口声声说是〔第303页〕要革命，实在不知道革命究竟是一回甚幺事。不过拿学校做自己的试验场，用先生来供自己的试验品罢了。……学生在求学时代，就是这种行动，到了后来为国家做事，一切行动不问可知。」总理这几段话，说得何等痛切，我们今日的学校学生，更是应当奉为圭臬。
    总之，我们革命是为求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自由。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就召开国民大会，制颁了中华民国宪法，保障全体人民自由，我们民权主义的制度是实现了；但是一年半以来，大陆各省沦入共产国际的铁幕，大陆同胞备受专制暴政的压迫，所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职业、宗教以及生活等一切自由，都丧失尽净了！我们今日反共抗俄之战，就是为向暴俄奸共极权暴政争自由而战。我们知道自由是有代价的，我们要打倒奸伪组织，要驱除暴俄侵略，恢复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维护全体人民的自由生存，凡有志于反共抗俄救国救民参加国民革命的爱国同胞，务须共同一致，结成坚强的革命团体，为整个国家与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
    在这一大团体中，每个分子都要为国家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他个人的自由，贡献他个人的能力，使这个革命团体，能够担当救国家争自由的使命。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暴俄奸共革命，才能争取自由；亦惟有如此，我们革命才能指日成功。

光復大中華民國

2011年2月22日星期二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的声明 (轉至博訊）

2011年2月11日星期五

尋找失落的中華民國【轉載】

蔣中正（1949.10.09）

蒋公：何谓自由？如何争取自由！【轉載】